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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与文艺评论”专题研讨会发言摘登(张炯 陆贵山)

张炯 陆贵山 中国文艺评论 2023-04-10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2021年5月25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在京召开“建党百年与文艺评论”专题研讨会(点击查看)。会议由中国文联指导,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的支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出席会议并讲话。仲呈祥、胡友笋、张炯、陆贵山、朱以撒、罗怀臻、路侃、汪涌豪、傅谨、饶曙光、李新风、刘琼、屈健、张萌等文艺评论家出席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刊发部分与会者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共产党与百年文艺理论批评


张炯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顾问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理论来自对实践的升华,但它又指导实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百年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文艺理论批评来影响和领导中国文艺的发展。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就很重视文艺理论批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三大主义”,对新文学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当时李大钊、毛泽东倡导的“平民文艺”正是后来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艺的先声。百年来,历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十分关心文艺的发展,而且十分重视以自己的论著来引导新文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有这方面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等场合发表的多篇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当然,百年来许多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前辈文艺理论批评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胡风、周扬、何其芳、邵荃麟、林默涵、陈荒煤、张光年、冯牧、蔡仪、陈涌等,也为不同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新时期以来 ,不同领域更涌现出了众多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从而大大扩充和壮大了理论批评的队伍;出版了大批不同层次、视角和方法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包括文艺美学、文艺学、文艺史以及对于创作者、作品的评论,形成以美学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为主流,又有比较文学的批评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心理分析的多种批评视角和方法的新的批评格局,在微观批评和宏观批评方面都有很大的开拓。可以说,百年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尽管不无曲折,不无或左或右的偏差,但总体上为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并促进了人民新文艺不断走向繁荣。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在与多种学派和观点以及左右倾的冲撞和斗争中,在与文艺新实践的密切结合中,获得了中国化的可贵的锻炼与发展,并从总结人民文艺的经验中,日益深刻地反映了文艺的多层次本质和客观规律。


在未来文艺的发展中,笔者以为,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新征程时,理应从文艺的本质与规律着眼,更加重视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重要关系:


一是要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新中国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普遍需要和渴望欣赏文艺并日益广泛地参与文艺创作,我国已经真正进入人民文艺的时代。群众性业余文艺创作的极大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显著特征。而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媒体的迅速发展,也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我国文艺工作者无疑应该更加坚定地提倡和维护人民文艺的方向,坚持文艺要为人民而创作,深入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和工作中,广泛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使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更要关注文艺家和人民中不断涌现的文艺新探索、新创造、新经验,更深入地考察和研究新时代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新发展与新成就,坚定地为这一划时代的伟大文艺方向保驾护航。


二是要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百年文艺发展的经验表明,尽管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存在多样性,并非一切文艺作品都有政治内容,都与政治相关。我们不能也不应要求一切文艺作品都为政治服务。但历史也表明,文艺与政治历来存在密切的关系。从屈原到鲁迅,历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这种情况。由人民根本利益所系的政治,决定所有人罕有不关心政治的,而且总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和感情。鼓吹不要关心政治、远离政治斗争、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所持的也正是一种政治立场和主张。因而,邓小平认为,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当今,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全球性的政治斗争也从未消失。文艺作品创作中,文艺家怀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和感情也是必然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文艺自然不应忽视这一最大的政治方向,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更应自觉地捍卫这一历史性的政治方向,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更加鲜明有力地反映这一时代的政治大方向。


三是要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根本上说,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要求文艺家深入现实生活,无疑符合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原理。但文艺又是人创造的,是人作为主体的精神产品,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三自然界”。毛泽东认为人们不满足于实际生活,而需要文艺作品,就在于艺术美经过文艺家主体的创造而“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家主体及其理想在创作中的能动作用,以往曾被忽视,胡风在主张现实主义的同时曾主张文艺家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却被长期批判为“唯心论”。其实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应该受到重视。把现实生活视为创作源泉一度被看作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我们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但也应重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提出的把主体研究完全让位给唯心论研究的失误。对于文艺创作中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和作用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应该为我国文艺理论批评界所充分注意。一定既要引导文艺家深入地去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也要鼓励文艺家自觉地调动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包括发挥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幻想,去创作更多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包括儿童文艺中的童话和人们所喜爱的科幻作品。


四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有主旋律,也必须多样化。传达党和人民的声音,表现时代前进的方向,描写重大的题材和主题,是主旋律的必然要求。同时又应鼓励文艺作品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主旋律作品也有多样化的问题。这既符合历代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审美的多样化要求,也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自古“文贵创新”,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促进多样化。毕竟在文艺的花园中百花齐放才是春。多样化有利于不同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的作品相互竞争,也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多种审美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鼓励创新,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文艺百花园的繁荣,也有利于包括文艺理论批评在内的学术著作中不同认识、不同观点的相互补充,并在争鸣中获得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历史表明,有段时间实际上放弃“双百”方针是错误的。近40年来,我国文艺的空前繁荣正是与重新执行“双百”方针分不开的。


以上四大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处理,虽非文艺理论批评需要关注的全部,却是繁荣文艺、发展健康的科学的文艺理论批评所必须格外重视的、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实践的经验,本着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上述关系以及它们对发展文艺理论批评的重要性,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吴印咸《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9.5cm×28cm 1942年 明胶银盐 中国美术馆藏



文艺观念的历史性创新

——重温文艺表现“新的人物 新的世界”


陆贵山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世界文论的经典,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思想史上具有指导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在全国还没有解放的境况下,毛泽东前瞻性地、预见性地提出新文艺应当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这是新文艺的历史使命,可以理解为从文艺创作的表现对象的角度确立新文艺的性质和功能。新文艺应当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这是对新文艺的性质、功能的新要求和新界定,是文艺观念的历史性创新。新文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功能要求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才能充分体现新的文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功能,才能表现出新的文艺观念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指导作用。


从表现新的人物方面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张需要表现各种人物,更需要表现新的人物。如何理解和界定新的人物?新的人物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先进思想的载体,是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力量的变革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区分和鉴别新人的标准是能否改变旧环境。只有先进的思想还不行,思想本身并不能变成现实。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变成生活中的现实,才能把先进的思想变成生活中的物化形态,才能把旧环境变成新环境,改变人的生态。应当把新人理解为掌握实践理性,通过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创业者和变革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提倡通过塑造典型化的新人形象,“实行改变自己的环境”,“推动历史的前进”。新人是不安于旧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干事业的好人。我们在表现人物方面也有教训,既要抵制虚假的崇高,也要拒绝低俗的卑微。我们可以倡导多写一些接地气、可效仿的平民式英雄,以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


从表现新的世界方面来看,人们生活的新世界,是和当代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的,是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和程度相关联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从共时态说,当代中国三种状态并存;从历时态说,当代中国的国情主要表现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小生产的农耕社会和田园公社必然被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所取代。我们的新世界表现为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伟业。在这个改天换地的过程中,一定会涌现出大批新人物和创业者。可惜的是,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得很不理想。文艺家应当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国情,激情满怀地表现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新生活和新世界。文艺家应当树立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历史观。超前的激进主义的历史观和滞后的保守主义的历史观都是违背当代中国国情的。


研究两大关系,即文学和社会、历史、世界的关系以及文学与人的关系,形成两大学派:研究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形成文学的社会历史学派;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形成文学的人文学派。这两大学派所界定的文学的核心命题是:前者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后者主张文学是人学。应当说,这两个命题都是正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吸纳、综合了文学的两大关系,并赋予其新的性质和功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谈文学与世界的一般性关系,而是谈文学与世界的新关系或与新世界的关系;不是谈文学与人的一般性关系,而是谈文学与人的新关系,或文学与新的人物的关系,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和融通起来。这是对两大文学学派的文学观念的宏观辩证的综合创新。


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启发和提示我们的新文学既要表现人,又要表现社会历史。表现新的人物创造新的世界,表现新的世界塑造新的人物,两者双向互动,竞相提升,经过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查看目录)


签发:杨晓雪

审核:陶璐

责编: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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